白求恩大夫与我的父亲

　　　　去年央视《信·中国》收官之夜,首次展示了一封英文遗嘱,这是白求恩大夫生前写给聂荣臻司令员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他的遗嘱。当屏幕上出现“白求恩大夫”这张国人熟知的照片(大图)时,我们全家人既激动又自豪。因为,白求恩大夫对面的助手,正是我们敬爱的父亲林金亮。
　　父亲林金亮系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人,1911年出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院长、模范医院院长。1954年来山东工作,在济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领导岗位离休。
　　听父亲讲,白求恩大夫原计划1939年10月下旬回国募捐,以解决八路军缺医少药的困难局面,临行前,他利用半个月的时间,组织卫生巡视团对一、三军分区卫生系统进行了全面检查督导,正赶上驻华北日军的“冬季大扫荡”。白求恩决定打完此仗再走,没想到他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
　　10月27日晚,白求恩率军区卫生巡视团在一分区后方医院检查工作时,得知摩天岭战斗中受伤的40余名伤员正在往后方转移。为使伤员尽早得到救治,他随即决定组成临时医疗队赶赴前线。这时,从延安来到晋察冀拍摄《延安与八路军》纪录片的吴印咸等人,也要求随医疗队一起行动。他们一行连夜行军,翻山越岭70多里路,于黎明前赶到涞源县王安镇孙家庄。
　　由于村内没有合适的手术地点,医疗队只好将手术室设在村外的小庙里。不多时,伤员被一个接一个抬上手术台,医护人员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全然忘记山区深秋的寒气。随同医疗队一起行动的摄影师吴印咸同志,为此情此景所感染,抓拍了包括这张照片在内的许多镜头。
　　救治工作一直持续到次日下午。时近黄昏,医疗队接到司令部紧急指示:日军正向孙家庄靠近,请迅速转移!忙着抢救伤员的白求恩泰然自若,直到给最后一名伤员做完手术。就在这时,白求恩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划破。由于战况紧急,他匆匆包扎一下,随部队转移。
　　返回一分区后方医院时,白求恩受伤的中指开始局部发炎,他担心会传染给伤员,就把中指插到碘酒瓶子里,他咬牙忍着痛,右手使劲捏住左手,双脚来回跺地,消完毒又坚持为伤员做手术。由于天气变化大,救治任务重,又没有特效药,在为一名患颈部丹毒症的伤员做手术时,他的伤指又受到致命感染。
　　白求恩病危时,军区首长安排最好的医生抢救。父亲接到任务后,在花盆医院安排好病房,准备好医疗器械,等着白求恩入院。左等右等没来,就从花盆医院骑马出发,冒雪带着药品赶到黄石口找到白求恩,着手抢救,遗憾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1939年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不幸殉职,不到50岁的他长眠于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父亲与白求恩大夫一起战斗生活了18个月。1938年7月的一次手术中,白求恩发现有个伤员失血太多,他卷起袖子说:“我是O型,输我的血!”这是他来中国第二次献血,白求恩命令我父亲负责输血。在他耐心指导和鼓励下,父亲按照白求恩的要求,大胆细致地在他身上完成了输血操作全过程。由此,父亲成为我军完成战场输血操作的第一人。　　八路军外科手术最缺少的药品是麻醉药,为了节省药品,白求恩甚至拿自己的身体作为学生练刀法的实验平台。1939年8月,白求恩脚部感染急需做切开排脓手术,他让父亲操刀,教给他用最少的麻药做全麻手术。在白求恩指导下,父亲先给他做了局部消毒,准备就绪,白求恩躺在手术台上举起一只手,让麻醉师实施麻醉用药,他告诉麻醉师和我父亲,当他的手一落下来,立即停止麻醉,同时用刀切开病灶排脓。就在排脓快结束时,白求恩已坐起来拍着我父亲的肩说:“很好,你学会了最省麻药的快速手术方法。”
　　白求恩在临终前,给他的高徒弟子们留下手术刀作为纪念品。他对我父亲有着更重的寄托。在给郎林(白求恩的翻译)的信中写道:“我那套手术器械,将给他(林大夫)留下。”后在遗书中改为“他可以拿15种”,是所有徒弟中最多的。在抗战时期,我军的手术器械极度匮乏,这些器械一直在医院使用,直到全国解放。
　　因工作关系,我父亲与白求恩相处时间最长,同台手术最多,是他最信赖的助手,经亲身传授、精心培养,父亲的外科手术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后来被八路军将士亲切地誉为“华北第一刀”。
　　父亲离休后,为纪念和传承白求恩精神,撰写了回忆录,并经常去部队、学校、医院宣传白求恩精神,做过近百场宣讲报告。父亲始终把这张照片挂在家中客厅的墙上,作为全家人的人生坐标。
　　1973年6月,父亲与“白求恩大夫”的拍摄者吴印咸先生分别34年后,在北京再次见面(小图)时,吴老亲自洗印并签名把这张照片赠给父亲留作纪念,这成为我们的传家宝。
　　今年3月3日,是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诞辰129周年,特撰此文,是为纪念。
　　(注:口述者林立为林金亮的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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