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老中医》想到的

半夏

虽说有比较才有鉴别，但几部所谓重头大戏扎堆播出，即便有新媒体视频样态足以破解实时收看的撞车纠结，但这种人为缔造的或空窗或拥挤的丰歉不一，总是一种未必合理的资源处置。相较餍足与饥饿的峰谷映照，合理避让错开播放岂不是风调雨顺的多赢。

诚然，多头并进营造的收视分流，某种意义上就是所谓市场竞争的高下立判，尽管其中难免有口味上的偏好侧重，不过所谓的口碑总是代表了更多受众的选择。于是，《芝麻胡同》《老中医》和《都挺好》，尽管都是实力派的主力阵容，却也碰撞出了各有喜忧的局面。其中，由高满堂领衔编剧，陈宝国冯远征许晴等担纲《老中医》，收视走向略显曲折，尽管它的播出平台相当主流。

如你所知，选陈宝国来做本剧的大主演，应该和当年一时空巷的《大宅门》颇有关涉，那是宝国老师演得最撒欢的一部戏，口碑也一直坚挺，各频道轮播不辍。不过《大宅门》里陈老师的涉医戏份有限，他更多沉浸在胆大敢为性情中人的白七爷角色中。所以此次来做上海滩的名中医，虽然自带光环，却也是老戏骨的新天地，非下功夫不可。而与他合作多次的搭档冯远征，祖父竟是老家韩城擅治伤寒的名医，不免有世家子的嫡亲风采传承。

一部戏的成与不成，肇因多多，本子的基础和张力，题材的选择和应时，导演的成色和把控，演员的实力和用心，受众的兴趣和共鸣，以及涉及运气的不可抗力，都足以施加轻重不同的影响，这是大题目，此处不做展开，不过由本剧的播出而引发的对中医的关注，则是不妨关注的一个切点。

作为传统文化中最富辨识度的核心元素，中医拥有怎么估量也不为过的影响力，绝不是开药方的字写得清楚漂亮与否那么简单。据说高满堂老师动念写《老中医》，触发于屠呦呦的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而国人于中医药却知之甚少乃至麻木。其实，不止于中医，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要素也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状态，它们或许会被局部放大，但却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取法偏狭乃至误读，譬如由所谓女德班而来的各种异象，将女德蜕变为一个极其负面的概念——本来女德与士行是并立的律己修养，自然有时代局限，却绝非恶名。

中医的问题，早有前贤注意到。虽然中国的圣贤们认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因为两造里都可以救人，当然更是安全糊口的高端和底线。尽管医生担负的是人的生命，但这种纯粹哲学意义上的道义，并不被大家看重，从事这种行业的，大都是不第的童生或者失业的塾师，他们姑且行医，同时还在准备着赶考，因为考中之后的飞黄腾达，是通往良相哪怕良相以下若干阶梯的功名，那是人生足以自豪的幸福山顶。行医不过是解决生计的权宜手段，所以即便自己终老于权宜，也一样可以指导子子孙孙继续未竟的不权宜事业，等到儿子或者孙子终于得逞，自己便可以安心做封翁老太爷，权宜什么的，自然是要丢掉的。这或许便是祖国传统医学不得进步发达的一个死穴了。

大约也正是因此，当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联袂登陆本土，和传统文化一起，中医也遭到了一片批判。本来批判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纠偏也不妨矫枉过正，但自晚清以迄民国的新文化(300336)运动，对中医的批判几乎就是一边倒的声讨，于是贬斥乃至废止中医的观点风头强劲，甚至有汉医足以亡种的犀利说法。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把中医列为封建糟粕，将中西医学予以对立而对中医痛加贬斥。即便是晚年因病而被“协和孟浪”误割右肾，梁启超却为平息物议于《晨报》发表声明力挺西医，而对诊治自己“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的中医，依然秉持否定。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作为曾经东渡日本学过医的知名文学家，鉴于周家老太爷的水肿被一干享有声誉的名医国手折腾完毕后，依然痛苦地断气，鲁迅先生十分痛绝地将中医归为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些为革故鼎新而不惜用力过猛的扬新弃旧之论，因发声者的名气而颇具影响，最极致的，便是余云岫于1929年和1950年两次提出废止中医方案。

说来十分有趣，许久以来在医学问题上，鲜见抵制西化的说事，这或许由于代表现代医学的西医依托的是科学和实验，因而仿佛坚船利炮，极富实操性。而传统医学的中医，虽然不乏针灸推拿和古称角法的拔罐等诸般利器，以及起死回生挽狂澜于既倒的经典传奇案例，但在大众的医疗选择上总不免边缘，基本徘徊在西医束手无策时死马当活马医的姑且，以及江湖郎中云山雾罩左右逢源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