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美连是我一生的福气

　　侯美连的一双眼睛很亮，炯炯有神，她说这是得益于老伴儿的精心照料。前几年，她干家务的时候犯了腰疼病，去北京上海各大医院都检查不出原因，但是疼起来有的时候会让她直不起身。老伴儿聂升举就潜心研究医学知识，用从书上得来的经验给她治疗，配了十几服中药，见效了，又抓了五服。现在也大有缓解的趋势，她很自豪地夸赞着老伴儿的这半路医术，说他是自己的私人管家。聂升举今年81岁，比侯美连大了5岁，退休后一心注重养生，身体保护得很不错。“他买了这么厚三本医书。”侯美连用手比划着说，“人家也不出去转，上午我们一起去公园走走，你没见他走路，走起路来就像小伙子走路，俺有的时候都赶不上他。下午就赶着让我出去走动，他在家看书。”
　　毕竟上了岁数，聂升举最后还是听了医生的话，前不久做了白内障手术，所以看人的时候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总是笑脸相迎。他坚持看医书、读报纸、做笔记，他会把报纸上有关医学护理的小知识裁剪成一个小方块整整齐齐地贴在笔记本上。阳台处摆着一张铺着乳白色桌布的圆桌，两张橘色的椅子，每天下午聂升举就坐在椅子上，戴上眼镜，规规矩矩地开始读书。身后一米多高的书架上零零散散地摆放着书籍，一棵长势突兀的橡皮树站立一旁，聂升举沉浸在书海中。“你走吧，快出去走走。”老伴儿侯美连学着他的话说，“他就是嫌我捣乱他看书让我出去。”侯美连的话里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溺爱的程度更多。白头到老一辈子，相对于侯美连含蓄的爱意表达，聂升举的话更为直接，他说这一生最感谢的是两个女人，一位是他的母亲，另一位就是老伴儿。
　　1937年，聂升举出生了，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丢下27岁的母亲和比他大7岁的哥哥。“你改嫁了吧。”别人都劝说。母亲意志坚定，不愿把孩子丢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家里的生活苦不堪言。家里没有壮劳力，裹着小脚的母亲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最后没办法只能来太原讨条活路。哥哥做童工，母亲给有钱人做营生，做针线活，苦难成了聂升举对生活的最初印象，摆脱贫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成了他最大的愿望。1953年，16岁的聂升举被分配到太钢工作，没人做的他做，没人学他就学，工作不到半年就能独立操作，一年后就成了五级工匠，在全太钢技术表演比赛得第一，到后来还在太原道具表演赛获奖，从工段长、车组长、工段主任，到后来当了领导。聂升举一步步地努力，认认真真地工作，他始终记得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当他把第一份工资38块钱拿到母亲手上时，母亲激动地流着泪对他说：“娃，我们娘俩终于有盼头了。”
　　1961年，聂升举结婚时家里仍然一贫如洗。“结婚甚也没有买么，吃了一顿油糕就算是正式过门。”侯美连说话带着些忻州口音，她说完要和聂升举算后账时嘴角弯着笑得合不拢嘴。“穷得什么也没有。”她的嗓音拉得很长，“我嫂子给我做了两件衣服，呢子裤子。他来我姐姐家，叫着相跟上走了，坐的‘11路’汽车。”侯美连语言生动幽默，就像在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咳，早就忘记了，早忘了。”她一句轻描淡写就把苦难一笔勾销。
　　聂升举和侯美连有三个儿子，个个都是顶尖的孝顺，拔尖的优秀。这也是聂升举佩服敬重老伴儿的原因。三个儿子从小到大，老伴儿操心最多，吃喝穿衣处处细心打理，尤其是三个儿子在结婚时竟然没有借一分钱的外债，聂升举想象得到平日老伴儿是如何的节俭，一分一厘的在省钱。更让聂升举佩服的是，与母亲同住的28年里，老伴儿主动退出，让母亲来掌管经济大权，宁愿自己穿得破也得给婆婆买衣服打扮得得体入时。婆婆生病了，老伴儿用自行车带着婆婆去看病，住院一个月，老伴儿耐心细致的呵护让遇见的人都情不自禁夸赞。28年来，婆媳从未红过脸，就连两口子吵架，母亲都是偏袒这个儿媳妇。这让聂升举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说：“遇到美连是我一生的福气。”聂升举问老伴儿婆媳相处的秘诀，侯美连简单地回答了一句：“婆婆27岁就守寡，小脚女人一辈子可恓惶了，同为女人，我觉得她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