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印度版抗癌药易瑞沙二审法院改判 办案法官释因

　　随着《我不是药神》电影的热映，电影主角“程勇”的故事原型陆勇引起公众广泛关注。陆勇曾帮数千名患者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抗癌药，后被检方起诉。但在考虑法、情、理综合因素后，检察院决定向法院请求撤回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作出准许裁定。

　　在现实生活中，“程勇”不止一个，重庆市也出现过类似的人和事。

　　在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临萍作工作报告时提到，“持续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严格落实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程序公正等原则，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统一”“坚持法、理、情有机结合，市五中法院对销售印度版抗癌药‘易瑞沙’的被告人，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杨临萍在报告中提到的“易瑞沙”被告人，就是重庆版“程勇”——贺某、李某。最终，二审法院根据贺某、李某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其免予刑事处罚，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私售抗癌药获利

　　一审法院判有罪

　　2015年至2016年9月，李某在广州市以人民币400元/盒的价格从他人处购买“吉非替尼片”(即印度版“易瑞沙”)后，以500元/盒销售给贺某，贺某又以1300元/盒的价格销售给他人。李某还将“吉非替尼片”以快递的方式寄送给购买者。

　　两人先后6次向重庆市九龙坡区居民朱某销售“吉非替尼片”共计70盒。

　　李某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5000多元，获利人民币7000多元;贺某销售金额为人民币91000多元，获利人民币56000多元。

　　2016年9月9日，民警在重庆市新桥医院将朱某抓获，并从其身上查获“吉非替尼片”5盒。后朱某的男友将朱某从贺某处购得的10盒“吉非替尼片”上交公安机关。

　　经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吉非替尼片”未经批准进口，应按假药论处。

　　当天，贺某、李某因涉嫌犯销售假药罪被抓获，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取保候审。

　　一审法院在审理贺某、李某犯销售假药罪一案时认为，被告人贺某、李某在明知“吉非替尼片”未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口，应按照假药认定的情况下，仍然销售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依法应予处罚。贺某、李某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贺某归案后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李某，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

　　因此，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贺某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2000元;被告人李某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对被告人贺某的违法所得56000元、被告人李某违法所得7000元予以追缴;禁止被告人贺某、李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生产、销售药品及相关活动。

　　被告人贺某、李某不服判决，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原审被告人贺某上诉提出，他销售的印度版“易瑞沙”不但疗效好，且价格低廉，并且能延续病人的生命，减轻病人的痛苦，对社会有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免予刑事处罚。

　　原审被告人李某上诉提出，癌症病人选择印度产的药物，降低了病人的费用，其销售的“易瑞沙”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延误治疗，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免予刑事处罚。

　　情节轻微未见危害

　　二审改判免予刑罚

　　检察机关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贺某、李某犯销售假药罪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因现无证据证明贺某、李某销售的药物对病人有疗效。贺某、李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建议重庆市五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重庆五中院认为，上诉人贺某、李某明知印度版“易瑞沙”未经国家批准进口，依法应以假药论，仍将其销售给他人，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

　　但鉴于贺某、李某销售的印度版“易瑞沙”具备药品的主要基本特征，现无证据证明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贺某到案后又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人李某，有立功表现，李某获利较少，二人均属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免予刑事处罚。

　　原审判决认定贺某、李某犯销售假药罪的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但对二人的处罚不当，根据贺某、李某的犯罪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重庆五中院依法予以改判：一、撤销一审法院此前就此案作出的刑事判决;二、上诉人贺某犯销售假药罪，免予刑事处罚，违法所得56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三、上诉人李某犯销售假药罪，免予刑事处罚，违法所得7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此判决为终审判决。

　　运用好自由裁量权

　　寻求法律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