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医疗到大健康医改再出发 全科医生从哪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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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从大医疗到大健康 医改再出发
如果把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当作诊疗对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给出3条诊断:有限度的财力投入与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间的矛盾、医改成效的社会整体评价与个体感受间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这是一道世界难题”。
医改一直在路上。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共有27次提到“医”字。3月13日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作出了重要调整——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
医改一直在推进,我国已织起参保人数超过13.5亿、全球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网;取消了实行60年的药品加成政策,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下降到30%以下;医联体、分级诊疗制度、全科医生等医改热词浮出水面……
医改在涉险滩,正如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所言:“医改已步入深水区,依然有很多问题和难题亟待破解。”
告别以药补医,公立医院何去何从
新医改推进10年的重中之重是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2017年的一个大动作是全部取消药品加成。这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大内科主任孙铁英印象深刻,因为它意味着告别了“以药补医”时代。
据孙铁英介绍,“药品加成”曾在上世纪50年代为医院带来过发展机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变化,逐渐演化为一种逐利机制,增加了医疗费用,“改革势在必行”。
老百姓期待由此破解“看病贵”问题,而对医务工作者而言,这是道现实考题:当公立医疗服务体系旧的筹资和补偿模式退出历史舞台后,新的补偿机制能否起到应有作用,让医务人员体会到劳动价值。“补偿机制”的步调在各地踩出了不同节拍。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国家卫计委体制改革司司长梁万年透露,目前,从全国来看,约80%减少的药品加成靠服务价格调整来弥补。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沈阳市副市长姜军注意到,国内部分地区医院,在取消15%的药品附加费后,反而出现溢价现象,“本来政府补贴10%,医院补贴5%,可最后医事服务费却涨了20%,反而高于以往”。
一位医卫界别委员期待政策能更好地落实,“医生技术性劳务价格是否还有调整余地?让医生能心无旁骛而非心猿意马”。
在姜军看来,随着深化医改工作的不断推进,出现不少新老问题叠加现象。
例如,全面取消药品加成,解决了“以药补医”问题,却降低了医院及医务人员对药品的关注度,出现一些院内药品供应不足、医务人员与药店联手售药、通过多项检查达到“以医补药”等问题,“有时医生开药,会建议你到对面药店买,可能确实缺药,但也不排除这是新的灰色地带”。
有分析认为,这些现象与“药品零加成”及补偿机制尚未到位有关。针对“药荒”及医保资金欠费挂账问题,姜军建议进一步完善药品医疗器械供应保障机制;按照谁消费、谁付费,谁供给、谁收费的市场规律,改革医保支付管理体制。同时,探索多种补偿途径,放宽医院经营范围,形成多元化的补偿机制。
孙铁英希望,对补偿机制的调整能进一步考虑到医院的运营成本和再发展能力。
国家医疗保障局的组建或将带来希望。“医保局将主导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唐旭东认为,包括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在内的多项职责纳入国家医疗保障局,将深刻影响公立医院的改革。他希望,未来的政策既能规范医生诊疗行为,又能尊重医务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患者就诊体验能因此优化。
分级诊疗如何实现惠民图景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患者的就医态度呈现两个极端,一种是“有病就扛”,因为医院人满为患、就医流程繁琐;另一种则是慢性病、常见病一定要选择三甲医院,这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如果基层医疗的首诊制度更加普及,老百姓更信任基层家庭医生,这两种态度都会得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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