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共议：将早期筛查列入防癌国策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受癌症困扰的家庭以千万计，要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推动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科研攻关，着力缓解民生的痛点。

而国内外的经验早已经证明，采取早期预防、早期筛查、早期治疗等防治措施，对于降低癌症的发病和死亡具有显著效果。

10年前的3月5日，“在农村妇女中开展妇科疾病定期检查”这16个字被写进了时任总理温家宝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随后，“两癌筛查”（乳腺癌与宫颈癌）频繁出现于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大公共服务项目、政府服务项目等。

其实，除了宫颈癌与乳腺癌，以食道癌、胃癌、结直肠癌为代表的消化道肿瘤占所有肿瘤的40%以上，仅胃癌就造成每年50万人死亡。而目前，一些消化道肿瘤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筛查手段和技术方案，也应尽早地纳入国家癌症防治行动计划中。

为此，《中国科学报》特别邀请医药领域的两院院士围绕“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这一主题，呼吁癌症防控早筛、早诊、早治刻不容缓，以期共同推动国家在相关政策上的制定与执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

算一笔恶性肿瘤防治的“经济账”

调查显示，我国全社会发生的恶性肿瘤防治费用，男性占比58%，高于女性。从年龄分布看，恶性肿瘤防治费用主要花在35岁以上人群，尤其是50岁以上迅速增长，在51~55岁组达到峰值。年龄在45~59岁的中年人占总人口不到20%，却消耗恶性肿瘤防治费用的47%，说明恶性肿瘤已对劳动力人群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从肿瘤防治费用的功能分布来看，96%用于治疗性服务，其中40%用于门诊治疗服务，56%用于住院治疗服务，预防费用的构成极低。

恶性肿瘤诊疗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基层医院因缺乏技术和合格的专业人员，很难及时诊断和发现早期患者；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大医院，治疗的患者多数处于中晚期；用于发现和治疗早期病人的资源很有限。

国内外医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肿瘤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预防是最根本的对策，是最需要优先考虑的工作重点和效益最高的措施。如果不深入研究和解决好肿瘤防控的资源分配问题，恶性肿瘤对我国居民的危害将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结科学研究结果认为，全球40%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肿瘤60%是可以预防的。所以，我国恶性肿瘤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增加防控投入，并提高投入产出效益，为减轻恶性肿瘤对国民健康与生命的影响作出努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消化道肿瘤早筛势在必行

肿瘤患者越来越多，医生越来越累。目前，尽管我国有140余所肿瘤专科医院，相关卫生技术人员6.74万人，肿瘤科床位数约20.3万张，但还远远无法满足全国每年约380万新发肿瘤患者的需要，我国的肿瘤防控面临严峻挑战。

与此同时，美国的癌症总死亡率稳步下降，25年来下降了27%。这得益于其早期诊断、新药研发、防治策略的综合应用。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 全美的结直肠癌筛查的普及率达到62.4%。

我国是消化道肿瘤高发国，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每年新发病例约150万例，死亡病例约100万例。事实证明，预防和筛查对降低死亡率具有重要作用。预防能够控制发病率上升势头， 甚至可以降低一些癌症的远期发病率，如胃癌、结直肠癌和宫颈癌，适宜性筛查技术使得诊断普遍提前。鉴于此，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消化道肿瘤筛查，实现消化道肿瘤的早诊早治，预防消化道肿瘤的发生，降低死亡率，减少国家医疗支出。

肿瘤早期会有一些肿瘤“出芽”，一般只有少数肿瘤细胞组成的“小巢”出现在肿瘤浸润的最深处的前端，它的判定对诊断治疗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易被忽视的诊断细节。规范化筛查能够诊断出早期肿瘤，及时制定治疗策略。

尽管不断涌现新的分子标记物，但几乎没有哪一种特异的分子标记物能识别所有种类的肿瘤，分子标记物的研究仍是亟待突破的研究热点。

此外，对于个别消化道肿瘤，如胃癌、结肠癌，由于人们对胃肠镜检查的总体依从性不高，要做普遍性的胃肠镜检查难度大。所以建议可以先对一般人群做初步筛选，筛选出高危人群，让这部分人做胃肠镜。而针对于已经有比较成熟筛查技术的肿瘤，我们应当将先进、科学的筛查经验补充到国家规范筛查的标准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员孙燕：

癌症预防胜于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