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13年医生，他选择成为一名主打“医患纠纷”案件的律师

记者丨张雨鹃 夏泽君 李晨花 李隽仁 
编辑丨张卓辉
摄影丨李不言
即使已经离开医院12年了，赵波还是认为「医生」应该是所有职业中“素质最高”的群体之一。
成为“治病救人”的大夫是赵波在医学生时期的理想，顺利实现后，他却发现身边转行的医生不在少数。终于，在骨科医疗岗位浮潜13年后，面对医院的明暗规则、医患关系、收入与前景，他也离开了。但他选择的，是成为一名主打「医患纠纷」案件的律师。
在从「医生」到「律师」的职业转变中，赵波没有改变的是“爱讲道理”的性子。他不愿在医或患中偏向一边，只是面对变化了的「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和法律缺陷，让他不得不把「保护医生」作为改善医疗环境的方向。

男人猛地站起来，挥起拳头便要向赵波打过来：“你这是推卸责任！
男人的妻子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急产阴道撕裂，他自己是一位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
“你先别着急，既然你也学过医，咱们先聊聊这个事。”赵波把他劝下来，对方冷静下来，重新坐回到椅子上。赵波向他解释：急产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在短时间内非正常的分娩带来的会阴撕裂也实在是医生无法预防的事情。子宫收缩的力量很大，为了保护胎儿，虽然阴道受到了损伤，但孩子依然健康。
“不是能用手挡吗，你们为什么不用手保护好会阴？”男人朝赵波大喊。
“会阴保护好了，受损的是谁？是你的孩子啊！”赵波皱着眉，也提高了音量，“医生如果用同样的力量去顶，你想这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损伤，你能够预测到吗？你愿意哪个受到损伤？” 赵波又用“蜥蜴断尾”的例子来类比人体做出的这种优先保护的取舍。
男人听到以后愣住了，不说话了。沉默了一会，他才向赵波说了一些其他原因，最终，也没有将医院告上法庭。
2006年，赵波正式成为一名律师。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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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波的13年从医生活里，他没有收到过任何关于诊疗技术方面的投诉。
在大学实习期间，赵波第一次为病人缝合就受到了称赞。那天导师为患者做完手术，从站在一旁的实习医生中叫出赵波，让他缝合切口。在此之前，他们这些学生只在带皮猪肉上面练习过。赵波觉得没有什么新奇，照常一针一线为病人缝合好，却没想到一位同学看到以后说：“你这怎么像缝纫机踩出来的！倍儿整齐，间距也很均匀！”站在手术台上的赵波获得了很大的信心。
赵波非常佩服带他的老师：普外科于主任。这位于主任不太会写文章、做科研，但他的手术做得无比精细，术前准备、术后观察……一切操作都围绕着病人进行。
面临毕业前的职业选择时，赵波没想别的，只是想和他中学时看的电视剧《血疑》里的医生一样，治病救人。但他班上的同学毕业后只有三分之一在国内做医生，三分之一选择出国，三分之一“下海”。
工作后没多久，一个老同学忽然来找他，说她“下海”了，去了一个药企当医药代表。赵波十分惊讶——明明刚毕业的时候她还是自己的同行。
当老同学告诉赵波她一个月可以“挣三千”时，他理解老同学的选择了。那时候是1993年，赵波在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每个月收入两三百元。他觉得很满足，因为这个工资比分到其他医院的同学还要高一百多元。
直到2006年离开医院，他的收入和“下海”的同学们相比，已经差了十几倍。但赵波不愿意走“下海”这条路。他觉得比起卖药、卖医疗器材挣钱，治好病人能给他更多成就感。
骨科医生的工作每天都很忙。在门诊，国内的医院不限号，赵波最多一天看过一百多个病人。但很多病人需要拍片子再回来复诊，按人次算，比一百个还要多。后来他干脆让排在前面的病人等后面有相同疾病的病人拍完片子，一起来听他讲解病情。
每个病人在诊室坐下不到五分钟后，就要起身离开。而门口的病人们仍然排着长队，有人抱怨着诊室里的病人怎么如此磨蹭。当赵波每天送走最后一名病人收拾东西离开诊室的时候，往往发现自己又是最后一个下班的。
有时候，病人会往赵波手里塞一个红包，赵波是不收这些钱的。但有的病人只有让医生收下钱了，才会“放心”，赵波便先接过，等病人出了诊室，他转手让护士把钱打到这个病人的住院费里。病人出院时接过账，才忽然发现费用里不知不觉多了几百元钱。
就这样，作为医生的生活一天天地运行，可不做医生的念头却也在赵波心中慢慢累积起来。
赵波的职位晋升在进入医院第五年就停滞了。起初，赵波的晋升比同龄人快了三年。可到了主治医师，更高的位置积压着很多比自己资历老的候选者，轮到他起码要等几十年。这个时间对于赵波来说太长了。
那时候，社会上已经有媒体开始报道 “过度医疗”“医疗损害”等医患纠纷问题。赵波自己也感觉到一些病人的不信任。
一年冬天，赵波的门诊室里来了一个在雪地里滑倒的老太太，她的踝关节有些肿。赵波觉得情况不严重，但老年人骨头比较脆弱，容易骨折，他跟老人说明了情况，还是建议她先去拍X光片。老人没走，又问了一遍：“到底骨折没有？”
“我感觉没有骨折，但我不敢保证。”赵波又说道，“最好拍个片子。”过了一会儿，老人拿着片子再次坐在赵波面前。
赵波这才放心：虽然有一些软组织挫伤，但没有骨折。没想到老人却说：“没骨折，你给我拍什么片子！”并且要求退还X光片的钱。
赵波感到难以理解，说：“对不起，这个我不能退，因为拍了片子才能除外骨折。”于是，赵波多了一个服务态度有问题的投诉。
13年来，赵波接到过不少关于服务态度的投诉。有时会有车祸、打架斗殴的伤者，希望把伤写得严重些、假期开得长一些，而赵波认为这些要求是不合理的，不予满足，结果就是病人的一番争吵和投诉。
 “转行”的念头长久地在赵波的脑中回旋着。他还考虑过进入私立医院，但他在私立医院工作时发现，私立医院更在乎外请的专家，不重视本院的医生。这在赵波看来，还不如原来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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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北京非典。赵波坐在冷冷清清的医院诊室里，第一次翻开法律的书。
作为转行的准备，那时候赵波已经考下来了一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MBA，但仍然不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在一次和高中同学聊天时，赵波知道非法学本科也可以参加律师考试。
非典期间，赵波所在的医院一反往日的门庭若市，出门诊的医生穿着防护服，坐在没有病人的诊室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赵波又想起考律师的事情。于是他买了些司法考试的教材，开始自学。第一遍就跟看天书一样，可是越是看不懂，赵波越想看：别人都能考过，我为什么考不过？
赵波不愿意满足病人的“无理要求”，却被批评服务态度有问题。他一直都不明白，自己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在法考教材里，他从一条条术语中了解什么是“过错”“权利”“义务”。药品、仪器、医学水平的局限性……赵波从法律中知道医生只能注重过程，有很多其他因素是无法把控的。决定离开医院、接触法律以后，赵波才明白自己一开始的坚持并没有什么过错：如果没达到病人的要求就全都是医生的错，“那就太没道理可讲了。”
他对法律越学越有兴趣，于是干脆请了10天假，和20天的年假连在一起，用一个月的时间在家里突击复习。最终他以超过合格线八分的成绩通过了考试。考完以后，他落下了一个头疼的毛病，只要一看书、一想事情就会头疼，吃什么药都没有用，后来以进修的名义出去休息了一年，他才慢慢恢复过来。” 
拿到律师证的赵波经朋友介绍，到了现在这家律师事务所，一家在医疗法律方面颇有知名度的事务所。“正好我还能继续为医院服务。”赵波笑道。专业对口，事务所开出的条件也还不错，他最终决定留在这里。
一般的实习律师需要三到八年才能独立，但由于自己的专业、工作背景，赵波上手得很快，不到半年，便迎来了律师生涯中独立负责的第一个案子。
不同于自己的主打方向，他第一个独立案子是一个刑事案件。
赵波辩护的被告是一个“地头蛇”，由于在当地欺行霸市被其他人告上公安部，公安部怀疑涉嫌黑社会性质，就将那人关押在邻省，异地审理。由于是公安部督办，被告家属认为当地的律师已经无法应付，于是便来请北京的律师负责此案。所请律师原来是赵波的朋友，他不愿接手，就推荐了赵波处理。赵波觉得这件事的性质只是“治安管理问题”，和黑社会没有关系，就答应了下来。
赵波第一次独自一人出庭，当他跨进法庭的那一刻，紧张得两腿发抖，但他很快镇定下来。
在与检方辩论的过程中，检察官指出被告曾经私藏枪支被处罚过。赵波当即站起来反对：“与本案无关。”法官认可了他的反驳，最终判决了在当时条件下可以判决的最轻处罚——缓刑。
开庭的那天，被告的家属、朋友们开了几十辆车，从旁边的县城赶来。他们一共200多人，密密麻麻地坐在旁听席上，因为座位不够，还有很多站到了门外。
赵波得到了被告家属的一致赞赏。和大学实习期间因手术缝合技术的精湛得到的表扬不同，这次则是因为：“真不愧是北京的律师，有气势！”原来在当地，没有一个律师敢像赵波一样反对检察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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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大量文献。”听到鉴定人说出“盲目用药，欠妥”的时候，坐在赵波身边的医生站起来，“世界范围内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对于这样的病人是可以采取这种经验性治疗的！”
这是一个由肿瘤引发的案件。按照常规，诊断肿瘤需要病理检查，要从肿瘤上取出一部分组织放到显微镜下观察，才能确定具体是什么类型的肿瘤。然而当这位病人到达医院，躺上手术台，医生们打开一看，认为是血管瘤，担心取组织会有破裂的风险，便没有按照常规操作检查病理。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病人出现了肿瘤晚期的症状。由于之前没有做过病理检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肿瘤，医生们没有办法针对性用药。患者求生欲很强，于是医生们就在他同意的基础上采取了经验性化疗。在交代了风险、签了知情同意书后，医院对患者进行了经验性化疗，但最终没能挽救患者的生命。患者家属将医院告上法庭，鉴定机构认为医生在没有肿瘤病理的情况下，盲目化疗欠妥，于是赵波手中又多了一个纠纷。
等医生讲完坐下，赵波便站起来，他问了鉴定人员一个问题：“既然你说欠妥，那你一定知道更好的方法，否则你怎么知道欠妥呢？你告诉我更好的方法是什么？”
法官一听，也跟着问起来。鉴定人支支吾吾地站在那里，答不上话来。 
赵波在给我们讲述案子时，往往解释医学问题的时间比讲述案情的还要长。“医学太专业了，如果不懂沟通的话，很容易造成医患之间的误解矛盾。”面对完全不懂医的原告、法官，赵波习惯于举各种生活中类似的其他例子；对于稍微懂一些医学的人，他则会把其要求中不合理的地方一点点解释明白。赵波觉得大部分“讲理的人”是可以理解的。“解释清楚了，息讼对大家都有好处。”
赵波现在是9家医院的法律顾问。在医疗纠纷中帮医院方打官司的律师在整个行业中的收入并不算高，但赵波还是坚持为医院提供法律服务。“因为自己还是有医生情结嘛。”
在迄今12年的律师生涯中，赵波遇到过很多给他带来“无力感”的案子。
因为临床医学极强的专业性，依法需要就专业问题进行司法鉴定，但现行的司法鉴定却由法医主导。所有鉴定的基本原则，都是同行鉴定同行，但由于患者怀疑“医生之间相互包庇”，而让擅长尸检的法医来鉴定治疗活人的医生的诊疗行为，让赵波觉得很荒唐。
中华医学会有92个门类，即便都是医生但不是一个专业的，彼此之间都互为“外行”，何况法医与临床医学完全不属于一个门类。这导致很多鉴定结论无法说服医生。比如法医们习惯根据尸检结论来分析医生的诊疗行为，但医生是根据患者生前资料进行分析判断的，尸检结果医生当时并不知道，无法作为诊疗依据，自然也不应当作为事后鉴定认定医院有错的依据。
赵波认为，只要依据生前资料作出的诊疗是合理的，即便与尸检不符也不该承担责任。“我要是知道尸检结果，我肯定能做得更好。”
在医疗诉讼中，病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旦发现伪造病历，不管鉴定结果如何，医院都需要负全责。所以患者和患者律师往往先从病历的真实性上下手。病历记录不是写剧本，不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医院故意伪造病例的情况非常罕见，大部分病历问题只是漏记或者疏忽写错。
在一个案子中，医生误把一位女病人的信息粘贴到了这位男病人的电子病历上，原告便认定医院伪造病历。
赵波遇到过许多抓住“病历问题”不放的律师。由于病历真实性的“拉锯战”，原本半年、一年就能结束的案子有时要拖到两年才能结案，赵波甚至见过拖延了六年、八年的。
2008年的一次听证会，患者的律师就坐在赵波旁边。他拿出病历，指着病历上的涂改痕迹说是造假。赵波伸手指着对方律师的笔录，说：“涂改就是造假？你这么多涂改，你说这是假的吗？”对方律师不说话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对方律师一直“怂恿”患者质疑病历的真实性，反反复复辩论了好几次。
有一次辩论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晚上六点。赵波生气了：“你说是假的，你拿出证据来。这么一个事儿，你折腾半天，浪费大家时间，耽误当事人的事情。你说这个案子都立案半年了，连鉴定还没走完！”法官坐在一旁看着赵波，也不说话，也不劝他。
患者终于认同：“就这样吧，这个病历我们就同意鉴定机构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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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实习时带《物理诊断学》的老医生有一句话让赵波一直印象深刻：在家不避父母，在外不避医生。说的是医患之间应有充分的信任。但他却觉得，现实好像和这句话越来越不一样了。做了律师之后，赵波见过患者站在法庭上，拿出的证据是自己一进诊室门就开始的录音。
赵波想起大学实习期间，在无影灯下完成的第一台阑尾炎手术。在那台手术里，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给予了赵波极大的信任。
当时实习医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三种手术：腹部疝气、大隐静脉曲张和阑尾炎。赵波和他的同学就经常泡在病房里，等着这样的手术机会。
这三种手术不难，在手术过程中也会有上级大夫全程在一旁指导，但患者听到“可否由实习医生来做”的询问时，往往都会面露难色。
那时候，他们手术室里的一位护士正巧也要做阑尾炎手术。而当赵波试探地询问她是否可以把这个手术交给自己来做时，他没有想到护士一口答应下来。
赵波成功地完成了手术。术后每日的换药、查房……直到最后拆线的时候，赵波一直谨慎有加，病人甚至都没有感到疼痛。护士恢复得很顺利，这件事带给赵波的鼓励让他一直记到现在。
“医患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联手起来，对付他们的共同敌人——疾病，这才是正常的一个医患关系。” 
而在很多赵波经手的案例里，医生却感觉到了“农夫与蛇”的关系。一个个在赵波看来采取了合理措施的医生，却承担了侵权的责任，这样“搞坏的是整个医疗行业”。
“如果医生都回避风险，不敢为病人承担一些合理的风险的话，最不利的是患者，而我们所有人都会当患者，” 赵波最直接的忧虑，是未来他的孩子将要面对的医疗环境。
有一个白血病患儿的案例，让赵波和当事医生感到十分沮丧。患白血病的孩子在接受化疗后，大剂量的抗菌素也没能避免感染，最终靠截肢才遏制住了更大面积的感染。之后骨髓移植手术顺利，保住了孩子的命。然而出院后，家属却因截肢向医院索要赔偿。
按照常规操作，一般患者应该循序渐进用抗菌素，由低档到高档、单一到联合，进行细菌培养，找出其敏感的药物。但是对于白血病患者则恰恰相反：因为放化疗杀死了患者所有的白细胞，患者免疫力处于极度低下的状态，如果按常规应用抗生素，一旦感染就没有机会用更好的抗生素了，患者很容易死亡，所以应该一上来就大剂量联合用药，用最强的广谱抗生素，即便没有菌培养或培养结果是阴性。
然而做鉴定的法医并不了解这种诊疗规范，只是根据常规的抗生素应用规范认定医院大剂量联合用药违规，法院据此判决医院承担了50%的责任，赔偿了几十万元。
离开法院，医生们发了通牢骚，各自回了医院。他们还是会回到各自的岗位，开着一个又一个药方、做着一台又一台手术，把生活重新投入到熙熙攘攘的生死线上。但赵波担心着，或许又多了一群医生，在面对可能存在的更佳疗效时，不敢为病人冒风险，而只是进行保守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