霭理士与美国计划生育运动创始人桑格的故事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有关性道德的讨论，性科学知识的传播成为持续多年的热点。英国性心理学家、文学评论家、思想家霭理士的学说，在这个中国思想文化革故鼎新的时代被介绍进来，充当了当时思想文化变革的一种有力武器。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前后几十年，霭理士在西方世界领一时风骚，被评论界赞为“当代最文明的英国人”，后来也被誉为和弗洛伊德并列的性心理学大师。他的许多名著正是顺着达尔文开辟的道路，在科学的基础上，把人自身的生理、心理状况作为客观的事物加以研究，冲破了当时笼罩在全社会的陈腐落后的性道德观念。

　　本报从《未完成的悲剧》中节选部分，以飨读者。

　　霭理士在自传《我的一生》中坦诚记录了自己一生的“内心生活”，并将此作为他“最重要的工作”。某种意义上，他的妻子、他的婚姻、他一生的情爱纠葛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样品和文学作品。在自传《我的一生》中，霭理士汲取先贤的勇气与坦荡，极尽其能地不加粉饰敷衍，然而有一个女人的名字却从他的自传中被彻底抹去了，可能她火线般的出现与撤退彻底打乱了这位精密的性心理学家严谨可控的研究计划与实验流程。

　　1914年初冬，霭理士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陌生女人的来信，这一次，写信者不是向他倾诉苦闷、寻求人生指引，或袒露心声、请求他解释梦境的女性崇拜者。玛格丽特·桑格，一个在“丑闻、危险、牢狱之灾中冒险闯荡的女人”，周身裹挟着流言、官司以及有如魔鬼驱动的永不止歇的激情。她的大名赫然出现在任何一册女权主义运动史的教科书上。我们今日所熟见的“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和“避孕”（birth control）二词就是由她所创。如今，去民政局领证登记的小夫妻们，会在婚姻注册柜台面无羞怯、老练不屑地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大礼包”：里面包含全套孕育健康指南、新婚性健康指南、完全避孕宝典以及免费发放的避孕药具，大礼包的包装袋上还时不时出现“见义勇为、文明社区”的宣传字样。然而，仅仅不到一百年前，“避孕”与“节育”还是违反国家法律的“猥亵犯罪”与违悖神圣宗教的“异端邪说”。1873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康斯托克法》（Comstock Law），明令禁止向美国母亲们传授避孕知识，并将一切避孕信息定位为“淫秽材料”。直至1960年口服避孕药在美国获得批准，女性才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体获得基本投票权。在这场漫长的对女性自己身体的收复战役中，玛格丽特·桑格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刚过完30岁生日的玛格丽特，已身负9条罪状，且面临高达45年的监禁。在此之前，她就因“用公共邮政传递关于避孕和堕胎的资料”的罪名被强制劳教30天，她在纽约布鲁克林开办的全美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开业10天即遭查封。在面临更严峻的指控之际，她不顾律师的劝解说项，抛夫弃子“干革命”，一路越过国界线逃窜到加拿大。没有护照，没有身份，化名贝尔萨（Bertha Watson）的玛格丽特用她传教士般的不懈信仰和她自身充满热力的人格魅力，迅速在伦敦赢得了朋友和声援。想想那些顺理成章接过“大礼包”的小夫妻们，今日女性所享受的这些“顺理成章”背后都蕴含着近乎荒谬的历史代价。玛格丽特为这场生育圣战付出的牺牲远不止遭遇牢狱之灾，她不久以后甚至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霭理士在给她的第一封回信中就毫不隐晦自己对愚蠢同类的失望，而年轻高雅的玛格丽特却令他燃起了激情之火。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不久，向来节制的霭理士就嗑下了爱情的迷药，他写道：“激情很可能属于一种毁灭性的事物，激情对工作绝对有损害，它让所有工作看起来都不值一提。不止于此，激情往往被赋予了错误的对象……”玛格丽特会是一个错误的对象吗？起码，对于当时身患绝症远在美利坚的伊迪丝而言，她的出现具有毁灭性的影响。焦躁绝望的霭理士夫人伊迪丝多番来信恳求丈夫来探望她，然而彼时的霭理士却同样焦躁地等待着玛格丽特与她的新欢从巴塞罗那归来。他不能离开伦敦去与妻子团聚，他得守在与玛格丽特时常约会的维多利亚火车站，他想要“整个吃掉她” 。他的整个1914年交织在“苍白的忧郁与春风洋溢的光环之中” ，对伊迪丝的歉疚并不能阻止或败坏他兴致高昂的激情。他与伊迪丝在婚礼之日发下了唯一的誓言，伊迪丝形容那是属于“明日恋人”的誓言：他们承诺永远不会探测对方的生活。当伊迪丝在遥远的美利坚为三人（她，她的丈夫以及玛格丽特）孱弱地举起酒杯之际，霭理士正狼吞虎咽新的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