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高考 一个目标

 
两次高考 一个目标  
 

▲付小兵1983年在天津实习时于天津港留影

▲付小兵1978年在家复习准备高考

■付小兵

付小兵

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1978年9月进入第三军医大学军医系学习。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云南老山前线参加战伤救治和出国留学深造。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专家，现任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担任亚洲创伤愈合联盟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副主任、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理事长和中华医学会组织修复与再生分会主任委员等学术职务。是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负责人。担任《解放军医学杂志》总主编和Military Medical Research主编。主编出版《中华创伤医学》等专著26部，在《柳叶刀》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60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等。荣立一等功。1995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8年当选为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是因为高考而改变了人生和命运。1977年重新开启的高考大门我有幸叩击了，而且是两次。现在回想起来，40年前的高考以及高考后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就像一部已经映进脑海的电影可以随时播放。

为了父母的愿望

我生于1960年8月。我的出生地是在四川省资阳市，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才辈出的地方。据史书记载，早在35000年前这块土地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上世纪50年代修建成渝铁路在资阳出土的闻名遐迩的“资阳人”就是最好的证明。沱江从城东边蜿蜒流过，带给这片土地文明和富饶。千里沃野，养育了无数仁人志士。但我小时候对这些不甚了解，只知道资阳猿人以及相关的地方小吃，如闻名全国的“临江寺”豆瓣。

1966年该我上学的时候，正赶上“文革”开始，全国大学、中学以及小学都停课闹革命了，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我才开始上小学。由于“文革”，我们上学基本上就是玩耍，或者是响应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时学校要根据最高指示修建防空洞，我们便常去沱江边捡鹅卵石，用来修防空洞用。身为小队长的我，虽然个头小体力弱，但为了表现出吃苦耐劳的革命干劲，常常带着同学抬着大的鹅卵石送到工地去，为此受到了班主任叶老师的表扬。她先生是宣传部干事，她还专门叫她先生为我照了一张肩扛鹅卵石的大头照挂在学校的橱窗里，引来不少同学的羡慕。一晃，我的5年小学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过去了。

我的初中和高中阶段是在“文革”后期度过的。那时既要学制短，又要闹革命，因此那个阶段除了上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课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工学农。大家到了工厂或者农村都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时候既不用看书，也不用考试。

大约是在1977年9月，我父亲从朋友那里得到要恢复高考的内部信息，赶紧叫我们兄弟俩准备考试。当时我哥已在农村插队快两年，由于高考信息还没公开，他只能以父母生病为由请假，回家复习。而我当时还是资阳中学（该校创办于1906年）的高中生，差近一年才毕业，后来跟着学校组织的一个提前高考班复习，主要突击一些还没学习过的课程。到了晚上和星期天，我和我哥便在一起复习。当时条件比较差，但我们干劲特别大。那时经常停电，煤油灯和蜡烛是必备的工具。我们还订阅了《光明日报》《半月谈》等报刊，以便了解时事政治，希望政治考试能多考一点分。

1977年四川的高考是在年底。那次高考我考了228分（当时四川的高考录取线应该是190分），我哥考了180分。那次我没有去上学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是在校生，据说对在校生的录取分数比往届生要高一些；二是父母希望我们兄弟学医，最好同时又参军，而那次高考招生目录里面没有军队医学院校。所以这一次考试我就放弃了。

我在1978年的高考可说是一举成功，5门课我考了375分，名列资阳中学理科的第三名。庆幸的是，这一次的招生目录中出现了第三军医大学，这使我们一家人喜出望外，父母希望我学医和参军的愿望同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