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发起人:要为受害者讨回公

　　原标题：就是要为那些受害者讨回公道和尊严

2003年9月18日，童增前往日本札幌法院为中国受害劳工出庭作证。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供图

　　上个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参谒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献上花圈表示哀悼。福田康夫成为继海部俊树、村山富市、鸠山由纪夫之后，第四位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日本前首相。我外交部对此表态说：我们对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正视历史、呼吁和平之举表示赞赏。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希望日方能够认真重温条约精神，将改善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真正落到实处，同中方一道，共同努力，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推动中日关系在和平友好合作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今年不仅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七七事变81周年、南京大屠杀81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正视历史，中日关系就会出问题。不可否认，日本一直存在着否认侵华历史的势力，他们不时沉渣泛起，给中日关系发展制造障碍。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纠正这种偏差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这里不仅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更需要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些民间有识之士，他们不懈努力20多年，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追索日本政府的赔偿，上日本去打索赔官司。虽然这些官司被日本法院以种种理由判负，但日本法院最终也不得不认定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慰安妇”、被掳劳工、731部队人体试验和细菌战、重庆大轰炸等日军在华所犯战争罪行的事实，这对于改变日本社会对历史的认知起到了很大作用。对此，就不能不从28年前开始致力于为中国受害者讨公道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发起人童增先生说起。

　　“万言书”引发民间对日索赔运动

　　1991年2月28日，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一位年轻人来到位于北京南城的全国人大信访局，递交了要求向日本索赔的“万言书”。一位戴着“502”号胸牌的瘦高个女士把他引到里边的一间屋子了解情况。她看了看“万言书”，答应会向上级反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

　　1956年6月3日，童增出生于山城重庆。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童增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后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经济法硕士学位。他在北大成立了“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会”并任会长。1990年4月，时任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的童增在《报刊文摘》上读到一则不到300字的消息《欧洲重提战争赔款》，他由此受到启发，从那时起便每天骑自行车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撰写了《从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一文，后来修改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即“万言书”。童增的“万言书”首次提出将“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区分开来，认为“中国民间受害者有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索赔的权利”。

　　从当年8月开始，童增走遍北京各个报社和杂志社，希望能发表他的这一研究成果，却屡屡碰壁。后来，他索性辞掉了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法学教研室主任的职务，除了每周4个学时讲课之外，其他时间都用在了民间对日索赔这件事上。

　　就在去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几天之后，童增和他的学生陈健到人大代表驻地的门口，向晚饭后出来散步的人大代表递交自己的“万言书”。童增完全没有想到他接触到的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对他的“万言书”内容都表示赞同和支持，这给了他很大鼓舞。后来，香港《明报》报道童增上书人大要求对日索赔的消息，并将童增的“万言书”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随后，日本共同社驻北京分社记者对童增进行了采访，并向日本发回报道；韩国联合通讯社也从韩国打来电话，对童增进行采访……

　　1991年5月20日，《法制日报》将童增“万言书”中的理论部分《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予以发表，但文章没有针对向日本索赔的内容，而《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十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1991年8月8日，童增、陈健、杨颐等108位中国公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访华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递交“索赔书”，要求日本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谢罪并对民间损失进行赔偿。这是战后中国民间首次要求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对中国受害者进行谢罪、赔偿。受这件事影响，同年8月14日，韩国金学顺老人第一个以“慰安妇”受害者身份公开站了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