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筛诊治应最小创伤、最大收益

全国政协委员、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卞修武  
癌症筛诊治应最小创伤、最大收益  
 

我国恶性肿瘤（癌症）防治形势严峻，每年有超过280万人死于癌症，比全球癌症平均死亡率高17%，同时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这与我国癌症“早诊早治技术水平较低”“患者就诊时间普遍较晚”不无关系。

不同于传染病的发生有确定的病因，癌症的发病因素多样且常常是复杂综合作用，多数癌症预防十分困难，通过筛查早发现显得尤为必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癌症基础研究方面长期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显著提高了癌症诊治水平，患者死亡率明显下降，五年生存率得到提高。我国政府也一直大力支持肿瘤研究和防治工作，《健康中国2030》提出明确目标，任务艰巨。早筛早诊，但肿瘤早筛早诊也面临重大挑战——临床诊断不足和过度治疗并存。

一方面，国内癌症筛查和诊断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一些新的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滞后于国外；另一方面，筛查理念、指标和适合人群不够明确，诊疗“度”的掌握也有困难。例如，癌症的病理诊断存在“灰色地带”，容易诊断“不足”或者“过度”；对早期癌变的判定和诊断标准各国也有所差异。一般来说，血液检验、器官超声、放射影像等检查可以提示是否有癌症出现；进一步的判断和确诊需要借助病理诊断。病理诊断是目前癌症诊断的“金标准”。经过病理观察、分子检测等，可以确定癌症的种类、分子分型，分析恶性程度，预测生存时间。但良、恶性肿瘤的判断，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往往有诸多灰色地带，考验病理医生的临床经验和专业水平。癌症的诊疗和结局影响因素很多，因此，应提倡多学科交叉、多技术融合，将影像、病理、多组学融合进行精准诊断，将手术、化疗、放疗、生物治疗等多种技术相结合进行综合治疗，实现精准诊疗、疗效评估和预后预测，最大程度地保证诊疗的有效性和患者生存质量。

为了使病理诊断水平尽可能实现同质化，近几年全国病理学界同仁积极协作，针对常见肿瘤病理诊断进行规范，制定病理标准，从如何取样、组织固定、病理检查指标，到如何写诊断报告等方面，都做出规定，显著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癌症病理诊断的质量和水平，有效支撑了癌症的精准治疗。然而，我国病理医师队伍缺口还非常大，学科受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也需要加大。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医学之本”的病理学科强大起来，“医生的医生”病理医生队伍壮大起来，更好地应对我国癌症危害的严峻现实，支撑健康中国战略。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在癌症早诊早治的器械平台和技术水平方面差异较大，癌症筛查专业队伍也很匮乏,筛查对象范围和检测内容需要进一步科学。早期癌症的特性因人而异，因发病部位而异。早筛早到什么程度？不同肿瘤早筛的预警程度不同，应该因病而异。针对不同性别、不能年龄段制定相应的筛查指标，科学评估，筛查指标不能少也不能过度。同时，某些尚不成熟的技术一方面加强应用研究，另一方面也应该受到监管，避免滥用和对患者和社会的误导。在医学上，技术上成熟也不代表都能做、都应该做、都有益。既要积极科学地推进癌症早发现（筛查）、早诊断、早治疗（“三早”），也要对公众进行科普，让人们正确认识癌症筛查的重要性，正确对待筛查结果。医疗卫生人员更要科学、合理、经济地应用“三早”技术，实现患者的“最小创伤，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