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郑树：出门诊带学生做课题

　　郑树教授正在做研究。

　　浙江在线2月1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黄小星 通讯员 方序 鲁青）“争气。”

　　当88岁的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教授郑树回忆起她这几十年的医学科研生涯，这两个字掷地有声。“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那一代人，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使命感，就是要‘争气’。”

　　为国争气，也是为自己争气。这两个字伴随郑树一生。从毕生不懈地与大肠癌之谜斗争，到抵达大洋彼岸，带着中国人的自尊自强汲取尖端科研成果，及至动荡岁月，依旧不放弃上手术台救死扶伤……如今，耄耋之年的郑树，和这个国家一样，始终没有停下奋进的脚步。

　　88岁的她还在做科研

　　“2018年你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什么？”

　　钱报记者问郑树。她发丝梳得整齐，白大褂下，暗色调的毛衣散发出洁净的味道。

　　郑树幽默地回答，“可能是我们那个老小区加装电梯了吧。”

　　一旁的助手提醒她，“去年浙江省举办首个‘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您不是获得了‘终身荣誉奖’？”

　　“哦，拿了块牌牌，”郑树笑笑，继而正色说，“我们发的那篇论文，你可以好好写写。”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结直肠癌外泌体在肿瘤转移前，特异靶向肝脏构建炎性微环境》，简要来说，就是研究为什么大肠癌容易转移到肝脏，以及外泌体在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分子作用机制，发表在权威的《Carcinogenesis》杂志上。

　　进入新年，郑树的工作安排没有大变化：每周一、三上午出门诊，看病人持续到下午；每周二是MDT（多学科诊疗模式），其他时间还要上课、带研究生、做课题。眼前，她最大的任务是，继续拿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把研究做下去，“只有这个科研基金是不限制年龄的。”“80后”郑树有点不服气。

　　大学时她们放一块人骨头占座

　　“49967”。

　　70年后，郑树依然能熟练地报出自己的一串学号。这串学号伴随了她的五年半大学岁月。

　　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生。1949年，大学还没实行统考，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大连医学院等多个学校一起招生，郑树考了三场，都被录取了。她最终选择浙江大学医学院，时任校长竺可桢，教生物的则是同样鼎鼎有名的谈家桢教授。

　　郑树记得，当时，“谈先生”刚从海外归来，生物教材全是英文，开始跟不上，时间一长适应了，很锻炼人。教解剖课的老师王仲乔则从德国留学回来，“很严格，很凶，他只要一提问，我们就必须马上答出来，所以我们压力很大。”

　　紧张的学习之外，她还记得一件趣事：因为刚解放，学生人数陡然增多，骨骼一类的教具不够用了，男生就去当时的“乱坟岗”松木场挖骨头，女生就负责去图书馆占位。她们占位的方式非常有效：放一小块人骨头在桌上，就没人敢抢了。

　　大学学习给郑树的医学生涯打下坚实基础。当被人们送上“一把刀”的美名时，郑树知道，这是因为她基础扎实，开刀起来有底气。更深远的影响是，当她担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提出一项大胆的改革：学生七年制学习中，前两年在浙江大学就读，由理学院开课。因为她的大学时代，前三年在理学院生物系学习，后面再进入医学专业，“这对打基础很有帮助，学生的思路也活、开阔，因为医学院的学生学的都是医用物理、医用数学、医用化学等，基础不行，金字塔要堆高的话，非要‘底宽’不可。”

　　郑树认为，教育的本质是素质培养，这需要学术的交流、思维方法的训练、良好氛围的熏陶。“比如我们当时学微积分，不知道有什么帮助。但这事实上是一种思路。现在进入大数据时代，碰上基因组学数据分析，就很容易理解。”

　　一台显微镜背后的故事

　　郑树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人”的身份，是1980年，她作为国内第一批教育部公派的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她想，“我是中国来的，我一定要有志气，不能卑躬屈膝。”1984年，郑树再次跨越半个地球，站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乳腺癌专家、提出辅助治疗第一人的Bernard Fisher（伯纳德·费舍尔）面前。当时，很多人都怕Fisher教授，只有郑树敢直接敲他的办公室门。此后，郑树陆续访学过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瑞士等，凭借勤奋与学术修养，她赢得了尊重。

　　如何概括自己随新中国成长的这几十年？也许，那台办公桌底下老旧的单筒显微镜会替郑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