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薛忆沩：作家需从整个人类文明里吸收营养

　　那天，正是多伦多公立图书馆的“名家系列”讲座活动结束之后，一位举止优雅的老人向薛忆沩走来，说他熟悉《白求恩的孩子们》里的每一个字。这位已经88岁的老人是加拿大盲人协会的义工。那家在加拿大全国拥有数万会员的协会已请他将整部长篇小说朗读出来，制成CD，分寄给会员，据说反响很好。老人原来是从事林业的科学家，说他只有粗浅的戏剧训练，所以在制作CD过程中要做许多的研究，包括如何准确地读出小说中那些汉语拼音的人名。他给薛忆沩看他自己的那本小说，里面做满了标记。后来，协会的负责人特意给薛忆沩寄来了一张CD，老人的朗读专业到他都不敢相信那是一部翻译作品，更不敢相信那是他自己的作品。

　　从《作家》杂志1988年第8期头条发表中篇处女作《睡星》算起，今年正好是薛忆沩进入当代中国文学世界30年。短篇小说集《深圳人》和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的翻译出版，无疑给长居加拿大的他增添了不少感动的经历，像是给这位一直勤勉创作的作家的迟来礼物。

　　最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随笔集《异域的迷宫》和访谈集《以文学的名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则出版了他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关于他三十年来的文学探索，本报记者做了独家专访。

　　李静：回顾三十年的文学实践，能谈谈你的“甘”和“苦”吗？

　　薛忆沩：我三十年的文学道路崎岖不平，其中的“甘”和“苦”都一言难尽。从具体的创作过程来说，最大的“甘”出现在定稿之前的阶段。那时候，结构和逻辑已经全部确认，剩下的只是细节的打磨和语言的雕琢。它有点像是赏心悦目的选美，又有点像是天马行空的飞翔，总之是充满了快感。而最大的“苦”出现在与初稿搏斗的阶段。那时候，创作的野心被素材的乱麻缠绕得透不过气来，而结构和逻辑的快刀还没有磨好，甚至好像根本就无法磨好。那是绝望的煎熬。而从整个的文学历程来看，最大的“甘”是这一路上所得到的支持，尤其是在那些最黑暗的路段所得到的支持。它们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来自长辈、同辈甚至晚辈。没有这些支持，我不可能在文学的道路上走这么久这么远。最大的“苦”莫过于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的文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凄凉的见证：文学从八十年代以来不断被边缘化的见证。面对消费的嚣张和资讯的泛滥，文学已经失去它“昨日的世界”。这种“苦”其实卡夫卡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借用“饥饿艺术家”的命运激情地呈现过。没有想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现实对艺术的模仿居然会如此逼真。

　　李静：近两年来，你的作品越来越多被译到英语和法语国家，它们得到的反响和评论状况是怎样的？评论家和读者对你作品的关注点在哪？

　　薛忆沩：在这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翻译一直是我文学世界里的荒地。但是自从《深圳人》的英译本于2015年春天在加拿大出版以来，情况突然发生逆转。《深圳人》英译本不仅在《加拿大书评》《加拿大比较文学》等杂志上获得好评，后来还在蒙特利尔的国际文学节上得奖。接着，《白求恩的孩子们》的英译本以及《深圳人》的法译本进一步扩大了我和中国文学在加拿大的影响。前者被《环球邮报》（加拿大最大的英文报纸）列入2017年加拿大百佳文学作品名单，而且是其中唯一的翻译作品。一年仅出三期的《蒙特利尔书评》也将我作为封面人物采访。《深圳人》法译本更是在加拿大法语文学世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加拿大最大的法语报纸不仅给作品最高级（四星）的评分，还将对作者的采访发表在报纸的头版。而各大法语书店都将译本摆放在入口处的位置，与库切、帕慕克等人的作品译本摆在一起。这是对中国文学罕见的反应。法语版上市这八个月来，我多次在蒙特利尔的街上被陌生的法语读者拦住。他们向我表达对作品的欣赏之情。有意思的是，不同的读者经常会“最喜欢”《深圳人》里面的不同篇目。这可能也正好是那部小说集的价值所在：它能满足不同角度的审美需求。不过，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欣赏的是作品细腻的心理描写对人性的精准把握。也就是说，他们欣赏的是我的作品所呈现的最经典的文学性。我的法语出版商对《深圳人》的成功深有感触，她说：“现在很少有文学作品既能改变读者对文学的看法，又能改变读者对生活的看法，而《深圳人》正好就是这样的作品。”这当然被我视为是过誉之词，但是它多少也包含着一些正确的信息。

　　李静：回顾自己的创作，你最满意自己哪几部作品？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