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叫停“药房托管”，今后拿药有什么变化？

　　2月11日，广东省卫健委官网发布通知，要求相关单位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包括：坚持公立医院药房的公益性，公立医院不得承包、出租药房，不得向营利性企业托管药房。

　　有媒体统计，目前已有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药房托管发出“禁令”，涉及市场规模已超8000亿元，涉及多家大型药企。

　　叫停“药房托管”后，医院门诊还能取药吗？药价会更便宜吗？有料哥梳理“药房托管”的“前世今生”，寻找“药房托管”的症结与改变。

　　弊大于利？

　　“药房托管”能否真正“医药分开”

　　有料哥先来科普一下这几个概念。“药房托管”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在不少地方，都是医疗机构通过契约形式，在药房的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将其药房交由具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并能够承担相应风险的医药企业进行有偿的经营和管理。

　　“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则是推进分级诊疗的重要方式，需要药学服务模式从“以药品为中心”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从“以保障药品供应为中心”转变为“在保障药品供应的基础上，以重点加强药学专业技术服务、参与临床用药为中心”。

　　“公立药房的公益性”则与“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息息相关，要坚持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坚持分类指导，鼓励探索创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为何叫停“药房托管”？在有料哥看来，“药房托管”因杜绝回扣而生，也因回扣而面临重重质疑。

　　扬州市中医院是最早尝试“药房托管”的医院之一。2009年，该院医生张辉曾发表《医院药房托管模式初探》论文，认为药房托管即医院药房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根据托管协议，管理公司将一定的药房利润上缴医院。这样医院可以保证一定的药品利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绝医生乱开处方的现象。

　　张辉写道，该院在实行药房托管的7年中，医院人均处方值、药品占比例、人均门诊费等都比托管前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他认为，药房托管只是医疗卫生系统在自身行业内部进行的自我调整，并非彻底解决药品价格虚高的最终办法，他呼吁适当增加对公立医院的补偿，也加大对药品流通环境的监管力度。

　　不可否认的是，“药房托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大处方”的问题，切断了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医药代表与医生之间的利益关系，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陕西省山阳县卫计局副局长徐毓才就曾表示：“药房托管是变相的二次议价，实质上将暗扣变明扣的不合法行为合法化了。”

　　有业内人士指出，药房托管形成的垄断会造成人为断货、换货，风险巨大。“托管药房的商业掌握了医院终端，又掌握了上游的药企，话语权较重，有可能会随时用一些高毛利品种替代一些低毛利品种，无法保障药品的正常供应。”

　　在药房托管的过程中，也有院长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收受医药经销商的好处费。如2016年11月湖北武汉蔡甸中医院院长被曝出收取药房托管方回扣131万。洛阳市孟津县公疗医院在与世鸿公司签订药房托管协议的过程中，被指受贿61万元。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也曾旗帜鲜明地建议停止医院“药房托管”。他在撰写的建议中指出，我国医院药房托管实质上都是药房产权和采购权的分家，是采购权、使用权和审批权的分离，而非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些模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药分开”。

　　他认为，托管企业缴纳医院费用过高，托管企业还要承担高昂的人力、设备与经营成本，想盈利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提价，无形当中又把虚高的药价转移到了患者身上。此外，医院药房托管既不是委托行为，也不是信托行为，目前并没有一种明确的适用法律规则，换言之医院药房托管模式缺少法律上的支持与保护。

　　谢子龙表示，医院药房托管是我国医药体制走向“医药分开”的一种过渡性策略。他建议选择试点地区或城市，全面试行医疗机构不设门诊药房。医生开处方，由社会药房调剂销售药品，按照医保规定给予联网实时报销。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搭建“三方医疗卫生信息平台”，促进医院“处方外流”。基层医疗机构不再设立药房，引导社会药房与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合作，提高药品供应保障和质量保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