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烘糕里藏着的父爱

去年年初的时候，同事们在办公室里聊起成都最近很火爆的一家蛋烘糕店。聊到兴头，大家决定干脆趁午休时间，打车去尝一尝。

店铺在商场里，装修精致，室内亮堂，8个电烤炉整齐排开，却没有一丝油烟味。店内还配置了一台无人智能点单机，在触屏上选择口味和数量后，扫码支付即可。

排队等待的功夫，我给远在哥斯达黎加的姚文龙发了一条信息。

“龙子，回来跟我超（四川话，混）吧，咱俩合作加盟一家蛋烘糕店，一起手牵手做翘脚老板儿。”我顺手给这家店铺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

“你哪里来的灵感认为我吃了12年的蛋烘糕还没有吃腻？”

成都和哥斯达黎加有约14个小时的时差，以往我们之间的对话总是隔着一个超长的反射弧，我以为此刻姚文龙已经睡觉了，没想到他很快回复了我。

“没让你吃，是让你接过老姚的衣钵，子承父业，回国造福成都的吃货！”

“算了吧，我没我爸那手艺。”姚文龙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

我在对话框里又打了两行字，想向他强调“翘脚老板儿”的意思——不需要他亲自制作，只管投资就行。可输入到一半，突然自觉无趣，便放下手机，环顾四周。

顾客们看着手机、埋着头安静地排队等候，年轻的小师傅照着机打订单，麻利地烤着蛋烘糕。待到出炉，小师傅招呼顾客：“98号，请拿好。”顾客接过，转身离开，重复下一个。

这些机械动作，我看着有些别扭，却也说不上哪里有问题。

小师傅将我选的榴莲夹心蛋烘糕递给我。装蛋烘糕的外壳是设计感十足的、卷成蛋卷造型的硬纸壳，这家店的蛋烘糕无论是包装或是口味，都巧妙地迎合了年轻人的需求。

举着蛋烘糕，我想拍一张照片发条朋友圈，点开手机，才发现姚文龙就在刚才的几分钟里给我发了好几条信息：

“被你这么一说，这大晚上的，我忽然很想吃蛋烘糕了——你居心叵测啊，故意馋我的吧。”

“小冉，你抽空帮我去我家看看老姚呗。我有点想他了，哈哈哈。”

“其实，蛋烘糕我也没吃腻。”

我回复他：“好，我抽个周末去看看老姚。”接着顺手把蛋烘糕的照片发给姚文龙，问他：“你说，如果老姚知道现在的蛋烘糕里夹榴莲，会怎么说？”

一句话瞬间蹦出对话框：“这是啥子狗屁。”

和我心中的答案完全吻合！我仿佛隔空看到了老姚那不屑的样子，举着手机笑出了声。排队等待的人纷纷侧头看我，我赶紧藏起笑容，将眼光重新埋回手机屏幕。

我忽然意识到是哪里不对劲了——这家蛋烘糕店，缺少了成都的市井气息——还是老姚做的蛋烘糕，更有老成都的味道。

2

第一次吃老姚做的蛋烘糕的场景，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第一次见姚文龙是在2002年9月——也就是我升入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就读的初中是父母所在的国营军工厂的子弟附属学校。我们班49个同学，有45个都是来自厂职工子弟附属小学。

开学当天，我就发现同学之间要想攀个关系，根本用不着“6人定律”，顶多通过3个人就能找到关系链——小学或者幼儿园的同班同学、厂子弟学校校友、厂职工家属楼的邻居、父母同事的孩子。

剩下的4个同学，想融入这样一个“浑然天成”的集体，并不容易——我们父辈的工厂建于1958年，是以制造飞机发动机为主的保密军工厂。建厂之初，我爷爷奶奶同东北老乡们一起，响应国家号召，从东北老家搬到成都。工厂鼎盛时期，职工超过两万人，有自己专属的厂区子弟学校、电影院、食堂、俱乐部、滑冰场等各种设施机构，厂里的工人们坚定地认为工厂就是在成都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的独立王国，与外面的世界互不侵犯。

到了我们这辈，当年风光无限的工厂已经逐渐走向衰落，成都的文化习俗也渐渐渗透到了我们的生活里。工厂子弟们有着自己独特的口音——乍一听像普通话，里面却掺杂着东北味儿，但个别词语又蹦出四川话独有的语言习惯和声调，我们称这种口音为“厂话”。

姚文龙就是班里那4个非工厂子弟的同学之一。他在班里的第一个朋友，就是我。

不过确切地说，是我和姚文龙的父亲老姚先成了朋友，然后在老姚的“引荐”下，我和姚文龙才成了死党。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认识老姚。那时候，他天天推着一个改装过的四轮小车，在另一所小学门口卖蛋烘糕。那所小学与我家就一街之隔，所以我的零花钱大部分都贡献给了他。

初一的第一天，我放学后一拐出校门，就看到了老姚的摊位。我欣喜若狂，飞奔着跑了过去：“老板儿——”

“哟，小女娃儿，你也在这读书啊？”老姚也认出了我。一群学生围着他，他没停下手上的动作，一边和我搭话，一边抬头朝学校门口望去。

“是啊老板儿！你以后都在我们学校门口摆摊了吗？”汹涌的学生人潮压制不住我的兴奋之情，我提高了音量问老姚。

“嗯，以后天天都在这卖蛋烘糕。小女娃儿，你还是老规矩，吃青椒土豆丝加香辣酱吗？”

我把头点成小鸡啄米，又怕老姚埋头做蛋烘糕没看见，大声重复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