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滇池的“订单”：渔民变身“生物治污人”

对张正全来说，桃花开放有着特别的意义。

张正全在屋门口种了数棵桃树。他说，每年桃花开了，就开始准备生产。这不是矫情，在云南红河州地区，桃花开放意味着培养鱼苗的气温环境就差不多了。每年3月左右，都是张正全的渔场投入当年生产的重要时刻。

近期，来自云南玉溪市江川区星云湖管理局的考察结果就会下发给张正全。这是他2019年筹备的第一个与“以鱼控藻”生物治理有关的生产。对于一个30多年的传统养殖户而言，生物治理的定义是遥远的。

从最初放鱼创收、污染水质，到“以鱼控藻”、治理污染，背后正是2019年昆明市“两会”仍在热议的滇池生物治理工作。而今年，为了争取云南省红河州另一个水库的生物治污项目，张正全为他的渔场申请了一份参与滇池生物治理的“证明书”。

滇池之变

按照往年的惯例，张正全的渔场很快会接到来自滇池的“订单”。3月，通常是在桃花开后，渔场就要全面进入生产状态，经过三个月左右的培育，6、7月再把货交给对方。十年来，这就是张正全在这条供应链中参与的全部内容。

五十多岁的张正全并不知道自己养的鱼对“滇池”意味着什么。对他和家人而言，买鱼者口中所讲的“滇池”，也不过就是昆明的一个景点罢了。

直到2015年左右，“水产研究所”、“以鱼控藻”、“生物治理”这样的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张家人的聊天中。这一年，张正全特意向水产养殖领域一位资历颇深的大学教授求教。巧合的是，这位教授正是曾经参与过太湖流域污染治理工作的专家。正是这次求教，使得张正全开始重新理解自己的鱼与“滇池”的关系。

滇池是云南最大的淡水湖，是中国第六大内陆淡水湖。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颗高原明珠一度沦为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内陆淡水湖泊之一。昆明市滇池管理局资料记载，滇池放鱼的传统由来已久，50年代末期，为了提高生产力，发展渔业经济，为沿岸居民增产创收，昆明渔业管理部门开始向滇池投放鱼苗。最初，生态因素并没有被纳入考虑，投向滇池的多是生长迅速、肉质细嫩，在市场上有良好口碑的鱼类，例如草鱼。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滇池水生植被开始变化，出现湖泊富营养化典型特征，藻类大量繁殖，水生生物群落种类不断减少，部分土著物种濒临灭绝，生态脆弱，湖泊的调蓄功能下降，水体自净能力减弱。此后，昆明市开始有意识的对滇池鱼类进行控制。

2011年以后，滇池开始进行内源治理，放流滤食性的鱼种，通过食物链减少滇池藻类总量，将蓝藻转化为饵料，再通过捕捞鱼类带出水中的N（氮）、P（磷）元素，削减滇池水体内源污染，“以鱼控藻、以鱼净水”，再配合其他治理措施，达到改善滇池水质的目的。2012年，滇池“以鱼控藻”可行性研究报告首次审批通过，生物治理的理念延续至今。

张正全的渔场全称叫开远市三角海和正水产良种场，这是他2014年才改的名字，当时他已经在云南红河州地区经营渔场生意大概20年。滇池开始做投放草鱼时，张正全只是极其普通的二级供应商之一。2012年，滇池启动“以鱼控藻”生物治理项目后，他又刚好参与其中。十年过去，从参与污染的一员，变成治理污染的一员，张正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在什么时候转换的。他的渔场甚至也没有出现在公开的文件里。直至2018年，为了争取云南省红河州另一个水库的生物治污项目，他才申请了一份参与滇池“以鱼控藻”的“证明书”。

云南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去年滇池全湖水质类别，草海、外海水质，达到了1988年建立滇池水质数据监测库30年来最好水平。

新的方向

昆明市滇池管理局数据显示，“以鱼控藻”3年行动获批后，2013年至2015年，累计向滇池放鲢鱼、鳙鱼种3589吨，高背鲫鱼苗10504万尾，这些采购直接拉动昆明地区鱼苗鱼种养殖的发展，使400至500户农户受益。滇池沿岸共1279户农民办有捕捞许可证。项目实施后，新增可捕资源量14390吨，将直接为1279户农民提供丰厚的捕捞回报。张正全也是受益者之一。

“那几年，靠着这个项目我也缓过去很多。”张正全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自己的渔场早期经历过特别危机的时刻，几百吨鱼在短时间内一批接一批地死亡，饲料公司账款、鱼塘承包金相继到期。为了还债，他把生产设备当废铁卖，破产只是一句话的事。张正全曾经站在昆明机场跟家里打电话说，撑不下去了，准备放弃了。最后时刻，他意外接到一个电话订单。“2万元的订金当时就打过来了，就这样熬过去了。”他的妻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