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北大医院事件”曝光是把双刃剑
中新网11月16日电 香港《大公报》16日刊文认为,“北大医院事件”的曝光,是把“双刃剑”,它既会使医院的医患互信度下降且加剧医患关系的恶化,同时也会加速医疗制度的合理改革,包括医院改革。在医疗垄断还不能被打破的情况下,实施制度性变革以加强大医院的管理与监督,显得越发紧迫和重要。
文章摘编如下:
北大附属第一医院是集临床、教学、科研、预防于一体的全国知名三甲医院,它具有教学医院共有的“三多”特点,即专家多、实习医生多和患者多。这就决定了它是很牛的医院,其医疗和管理水平常被视作“标杆”。然而,近日遭央视曝光和痛批的“北大医院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激辩如潮。
“北大医院事件”的曝光,是把“双刃剑”,它既会使医院的医患互信度下降且加剧医患关系的恶化,同时也会加速医疗制度的合理改革,包括医院改革。如网民所云,如果“牺牲”一个北大医院,能换来一个医疗制度的合理改革,也是值得的。笔者也认为,医院管理混乱是问题的表象,制度性原因才是问题的本质。制度性问题不解决,制度性隐患不根除,类似事件迟早会发生。
医院管理动力不足
笔者认为,“北大医院事件”凸显几大制度的弊端:
一是,医院监督制度不合理。医院与各级监督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医院监督乏力,监督者无力帮助医院“防微杜渐”。医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医院实行“管办分离”,建立相对独立的医管局(成都的经验)。
二是,公立医院如同国企,院长由上级指定,其责权不清且有限。有收益,医院自己得,责任则由国家担。院长管理动力不足,责任感不强,也事出有因。他们都是兼职搞管理的医学专家,即便当院长不称职,也不会影响其职业前途,照样可当医学专家。医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建立医院治理结构——管委会,以增强医院管理能力、履行管理职责。笔者建议以“公招”的方式选拔向管委会负责的全职院长及其它高管,以提高对医院的领导水平。
三是,医院补偿机制滞后,政府对医院未实行“按需补偿”,而是补偿额度逐年减少。医院为另谋财路,一方面要降低人力成本,方法是大量使用编制外的廉价劳动力,以解决一线临床人员短缺的问题,包括实习医生、进修医生、合同制护士、实习护士。编制内人员不足,人员工作内容也减少,如护士只管专业护理,不管生活护理,使得患者被迫花钱雇护工。百姓何时才能得到更多的“无看护病房”(重庆经验)呢?另一方面医院以多收费、乱收费、过度治疗等方法创收。医改将对医院实施“按绩效补偿”,这是对医院补偿制度的重大改革,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医院的资金问题。
卫生人事制度滞后
四是,卫生人事制度滞后:(一)医生职称评定制度重学历和论文而轻临床和技能。这样的制度只能多出“庸医”少出“名医”,使真正的专家更加稀缺。学历越高,论文越多,职称晋升越快,自然就会出现“医学博士做不好简单的阑尾手术”的怪现象。
(二)医生的工资与其付出和职业风险不成比例。这就让医生尤其资深医生不安于做临床。资深的医生会有更多的兼职机会挣外快,且风险低,包括科研、教学、外出手术、大众健康教育、出国进修等,使他们的临床工作时间大大缩短。工资待遇低,还会使医生冒险去收取患者“红包”和药厂“回扣”。医院即将实施的绩效工资制,如果向临床倾斜,相信将会使各级人员更重视临床工作。
(三)医生奖金与业务收入挂钩,是助长医生开大处方、过度治疗的源头,更是医院创收的无奈之举。
(四)各级医护人员的职责不明确、不规范,不利于增强人员的责任感,也难以问责失职者。笔者建议建立“人员岗位责任制”,例如患者的主刀医生、主管医生和实习医生应对该患者承担“全程管理”(在住院期间)的职责,以解决因主刀医生只管开刀或青年医生轮换过快而影响服务的连续性和医疗质量的问题,并接受患者的监督,消除人们对实习生的不信任感。
(五)现在医学专家们似乎更重参加各类大众健康教育活动,确是走偏了。卫生部部长陈竺日前痛批对大病治疗的天价收费现象,意味着专家目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走出去做大众教育,而是回归临床,多去研究如何规范诊疗服务和疾病管理,以控制医疗质量和医疗成本。
(六)医学教育制度重理工科教育(智商培养)轻人文教育(情商培养)。这是医生不善沟通、服务态度生硬、情绪不稳、字迹潦草、写作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医院,老师与实习生之间不应是雇佣关系,而应建立健康的师徒关系,强调师傅带徒弟。“带”,就是对徒弟既要严格又要爱护。严格,是对徒弟负责;而拔苗助长,则不是爱护徒弟的方式,是急功近利的表现。对青年医生的培养,不能搞“速成”,不能急躁,否则会影响青年医生的整体素质。
文化价值观被扭曲
五是,上述诸多制度弊端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医院文化发生扭曲,价值观也随之扭曲。只有大胆改革现有的制度,才能使医院文化恢复健康,表现为:医院以患者为中心,人员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人文精神,习惯于“换位思考”,把患者当作自家人看待。
总之,“北大医院事件”看似个案,实质上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这一事件表明,中国医改需要自上而下、由表及里的多重改革,同时需要政府领导、集体响应和执行、社会监督。在医疗垄断还不能被打破的情况下,实施制度性变革以加强大医院的管理与监督,便显得越发紧迫和重要了。(黄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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