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一介纯粹的爱国者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许德珩——一介纯粹的爱国者。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急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北京学生界宣言》，1919 年5月4日

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在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时，已经29岁了。彼时，北京大学是三年预科、三年本科的学制，这是他在北大国文门就读的最后一年，面临何去何从的前程问题。对于这场学生运动不顾一切的投入，改变了他一生的风向。

许德珩，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杨振生等人，都被视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不过这些青年才俊们在路线和倾向上却内含张力。人称“段总理”的段锡朋，富有领袖魅力，在当时学生中影响极大；生在江西的浙江人罗家伦，外貌粗鲁，有“熊爪”、“爱炫族”之称；山东人傅斯年则更富学者风度，而较少政治家气质。傅、罗二人都是新潮社同仁，他们更关注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兴趣不大。至于傅斯年的山东同乡杨振生，则以北大国文门“急躁的激进分子”闻名，他怀着那代人特有的反叛热情，将中国之落后归咎于传统儒家思想。

在这些人当中，许德珩对那些文化激进分子的看法是有些许不屑的，他是“一介纯粹的爱国者”——《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作者舒衡哲如是评价。与那些不曾走出书斋的北大同学相比，许德珩大概老成许多，他是做过“革命军人”的。辛亥革命之后，许德珩曾在江西九江投笔从戎，参加了宪兵队，还做过九江都督李烈钧的秘书。“五四”之时，刻不容缓的爱国大业将这些本不同路的学生凝合在一起；而当“五四”共识的浪潮逐渐退却，不少“战友”的分歧就暴露了出来。当然，这是后话，还是让我们先将目光放回“五四”吧。

姓名：许德珩

时年：29岁

身份：北京大学国文门三年级学生

地点：北京

学生中的“大炮”

“五四”期间，有两则学生宣言广为人知。一则是罗家伦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一则是许德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一笔写出“五四”潮的罗家伦，他所一挥而就的“通告”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一响亮而精准的口号便由他提出。至于许德珩的“宣言”，是由文言写成，实际却比罗家伦的白话新体更激进得多，他大声疾呼，“不得之，毋宁死”，“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