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筛查为结直肠癌防治“提速”

 
居家筛查为结直肠癌防治“提速”  
 

■本报记者 张思玮

“虽然癌症治疗技术发展迅速，但是我国结直肠癌整体五年生存率基本在47.2%，与日本（70.1%）、美国（65%）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博士生导师王贵齐教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提升我国结直肠癌五年生存率，重在早筛早诊早治。

据最新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第二高发癌症，每1.5分钟就有1人确诊为结直肠癌，每3分钟就有1人死于结直肠癌，而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却呈“双降”态势。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美两国有如此差异？我国的结直肠癌防治道路将何去何从？为此，《中国科学报》采访了相关专家。

肠镜筛查性价比不高

其实，我国的结直肠癌筛查工作并不晚。

上世纪70年代起，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树教授及其团队便在浙江海宁筛查了近30万人，并对高危人群进行了长达20年的随访。“从数据上来看，筛查使得后来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下降了，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筛查成果。”郑树说。

那么，为何时至今日，我国结直肠早筛的步伐渐缓？

王贵齐直言：美国除了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远离癌症危险因素的基础上做了很多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医保还是商业保险，美国都提倡早诊早治。

比如，美国积极推广早癌筛查政策，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50岁以上人群进行肠镜筛查。目前美国肠镜筛查率已经达到了63%，这也使得美国结直肠癌发病率以每年近3%的速度下降。

而我国的肠镜筛查率却不到15%。

“基于中国的国情，肠镜的主要作用不应该放在筛查上，应该放在治疗上。”郑树表示，我国人口基数大，尽管推荐50岁以上人群做肠镜，但是现有的医院设备、专业医生的数量也远远不够。

各种筛查技术不分伯仲

于是，郑树带领团队首先利用问卷、大便隐血对高危人群进行初筛，随后经过肠镜进一步确诊，目前这个筛查方案已在全国30多个地区进行试点。

“但在推广筛查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郑树说，首先人群的顺应性较差，大概只有40%，高危人群中能坚持长期检查的也只占20%左右；其次肠镜检出率不高，在做肠镜的人群中，约70%阴性。

我国结直肠癌筛查到底应该采取何种策略？郑树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向《中国科学报》介绍了美国的经验。

2016年，美国预防服务特别工作组（USPSTF）列出了7种结直肠癌筛查的技术，分别是：高敏化学法大便隐血、免疫法大便隐血、免疫便隐血—DNA联合检测、结肠镜检查、CT模拟结肠镜、软性乙状结肠镜、软性乙状结肠镜+免疫法大便隐血。

最终，他们对7种技术分析后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一种技术显著优于另一技术，无论采用何种技术，均有防治效果，但是免疫法大便隐血（FIT）仍然是最重要的筛查技术。

基于几十年的结直肠癌筛查经验，再借鉴美国的策略，郑树团队把目光聚焦在大数据和分子标志物领域，他们希望通过粪便筛查出早期的结直肠癌患者。

“通过分子检测提高肠镜顺应率和肿瘤检出率，对占20%左右的高危人群，通过粪便分子标志物检测，阳性患者再做肠镜，以减少肠镜检查人数，提高肠镜对结直肠病变的阳性检出率。”郑树说。

分层精筛效果更好

为了更好地推行结直肠癌防治策略，2018年10月，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中国结直肠肿瘤早诊筛查策略制定专家组制定了“中国结直肠肿瘤早诊筛查策略专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

据了解，该共识以提高人群筛查率和提高早期肿瘤检出率作为筛查短期目标，建议以40~70岁一般人群及城市人群为优先对象，推荐结直肠癌患者从初筛（人群分层）、精筛（高危人群）、诊治（病理活检），使用问卷风险评估、免疫法大便隐血检测、多靶点粪便FIT-DNA联合检测、肠镜检测共4种筛查方法，患者可以通过最佳的筛查方式实现最小的成本并获得最大的效益。

具体而言，在针对大规模人群筛查中，问卷风险评估和免疫法大便隐血进行初筛，对阳性患者进一步进行多靶点粪便FIT-DNA联合检测，再对多靶点粪便FIT-DNA联合检测的阳性患者行肠镜检测，这样可以在同样的人群筛查基础上进一步浓缩高危人群，提高肠镜下肿瘤检出率，减少不必要的肠镜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