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死，我们如何来讲述医疗故事？

生、老、病、死，人生从起点到终点无可逃避的四件事，如今四分之三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完成。相比于从前，现代人与医院的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也正因如此，医院里发生着说不尽的、最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在这里，生死边际的挣扎与挽救，疾病来袭造就的脆弱与坚强，医生的成长和艰辛，患者的焦灼和苦痛，都真实地汇聚在一起，让人看到生，看到死，看到痛苦，看到希望，看到我们最可宝贵又往往无可奈何的人生。

近几年，有一批医学人文类图书接连出版，展现出一种不同以往的医学叙事。尤其是那些由医生写下的亲历故事，每每能让人感慨万千，又掩卷深思。作为这一切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当医生去讲述自己治疗过一个个人、经历过的一件件事，天然就具有触动人心的力量。几乎没有谁能一辈子不和医院打交道，所以听众和读者从这些故事中照见的，也是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感悟。

故事带来的共情，还有更现实的意义。本周书评周刊专题《医者何为》关注现代医疗叙事——现代医疗面临着技术与人文二者的平衡，医患关系的紧张也有待更深层的解决。医生讲述患者的故事，普通人阅读医生的故事，每一本动人的医学人文图书都是一座桥、一条孔道，让医患双方多了一些相互理解的机会。毕竟，医生和患者理应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疾病，以及生命。

3月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专题封面。新京报书评周刊每周六随《新京报》一同发行。需要纸质刊的读者可到北京地区报刊亭购买，或者通过邮局订阅我们的报纸。也可关注每周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号和新京报APP文化频道相关内容的更新。

叙事医学

关注病人的故事

“故事”对于医学的重要性，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

但作为难免要成为“患者”或“患者家属”的普通人，类似的抱怨在近年来并不鲜见：挂号排队大半天，进诊室没说几句话就让去做化验/拍片；医生说检查都没问题/可以出院了，但我总觉得哪里还是不太舒服……

为什么会如此？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医学的高速发展和普及，提升了整个人类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只是同时，医疗高度依赖于病理检测、影像设备，医生的教学和培养也具有明确的技术导向，被关注更多的是种种检查和数据呈现出来的“病”，而不是有感受、有情绪的“人”。

对此，医学界内部是有反思的。医生的职业使命是什么？医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多大程度上是“人学”？“医学人文”作为一个特别的学科，思考的就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在《医学人文十五讲》中说：“任何医疗的交往都是人与人之间身心救助的故事，而不仅仅只是人与机器之间的故事，或者人与金钱的故事。”

2001年，美国学者丽塔·卡伦

（Rita Charon）

提出了“叙事医学”的概念。在《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一书中，卡伦表示，当代医学是以牺牲病人和医生的关系为代价的，而“叙事医学是具有叙事能力的医生所实践的医学；叙事能力是认识、吸收、解释并被疾病的故事所感动的能力。”也就是说，在狭义的医疗概念之外，医生应该聆听和理解病人的苦难，在共情的基础上给予帮助和支持。

这一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现在，一些医院要求医生撰写“平行病历”，把患者的个人情况、心理状态、家属感受都包括其中，正是对叙事医学的实践。

《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丽塔·卡伦 著，郭莉萍 译，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美籍印度裔医生和作家阿图·葛文德，是我们谈论医学人文类大众图书很难绕开的名字，他写作的几本书对从医之道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医生的修炼》中，他讲到医患之间信任关系的奇妙，说“在多年从医生涯中，我始终有着这样的感慨：这个职业终究还要以人为本”。他反对医生凭借专业知识替病人做决定的旧传统，赞同医生应该和病人共同决策，决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因为“医疗决定牵涉到的不只是技术层面，还有病人的个人因素”。

作为实例，阿图医生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讲述了他父亲——同样也是一名医生，如何在确诊脊椎肿瘤之后，和医生达成共识，根据自己的感觉和生活需求推迟手术的时间，保证了生活质量，而非根据影像检查的结果作出决定。在阿图医生看来，对病人来说“什么最重要，有什么担心”才应该是医生决策的首要因素，这正是狭义“医疗”以外的“叙事”部分。

医学叙事

打通医患间的隔阂